二、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个人所得税政策存在问题
从政策规定内容和具体适用情况来看，我国现行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个人所得税政策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一）税收政策规定不明确。主要表现在：第一，在投资收益环节上，对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取得的所得性质确认不明确。根据财税[2000]91号文件第4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减除成本、费用及损失的余额，作为投资者个人的生产经营所得，比照个人所得税法的“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根据《国家税务总局<</SPAN>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执行口径的通知》（国税函[2001]84号）第2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分回的利息、股息和红利，不并入企业的收入，而应单独作为投资者个人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税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由于股权投资基金收入仅来源于对外投资收益，现有政策规定未区分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因此导致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实践中，对企业投资者取得的收益全部确认为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还是并入企业生产经营所得的问题上，判断标准不统一，政策执行有分歧。第二，在退出环节上，合伙人权益处理适用规定不明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以退出为导向的行业，投资者采取出让股权方式退出取得的收入，应按照税法规定的“财产转让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而现有文件仅对合伙企业对外投资收益可不并入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单独计算纳税有明确规定，但对于合伙企业投资者出让股权取得的收入能否不并入企业生产经营所得，而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单独计算纳税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二）合伙人实际税负仍然偏高。从组织形式上，有限合伙企业解决了公司制模式下的双重纳税问题，也确实得到投资者的青睐，但据此认定有限合伙制模式下合伙人税负趋于合理还为时尚早。实际上，我们将不同模式下同一身份的投资人适用税率作一对比（见下表）后可以发现，有限合伙制下的自然人合伙人实际税负并不低于公司制模式下的个人股东。
从适用税率角度分析，股权投资是资本运作，具有高风险、收入波动大的特征，所得收益既有别于生产经营性企业的收入，也不同于个人工资、薪金和劳务报酬等劳动所得，投资者需要按照5%-35%五级超额累进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以北京市实际征管情况看，一般适用税率为35%，税负较高）。从企业留存收益纳税规定角度分析，公司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可选择不进行利润分配，以避免或推迟股东个人发生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甚至直接将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用于企业再投资。有限合伙制企业投资者取得的收益无论是留存还是已经分配都需要缴税，导致投资者应纳税所得额偏高，并且较公司制企业增加了再投资的成本。这种因为组织形式的不同而带来的税收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税收中性原则。
（三）缺乏税收扶持政策。从国际惯例看，国家通常对创业投资基金给予适当政策扶持，发挥政策激励作用。当前，金融业在推动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对于促进金融市场繁荣具有积极影响，应当给予扶持和鼓励。从我国现有规定看，公司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符合现行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创业投资企业标准，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例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31条规定，创业投资企业从事国家需要重点扶持和鼓励的创业投资，可以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又如，国家已在苏州工业园区试点，对有限合伙制创投企业中法人合伙人可享受创业投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但对于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则没有出台相应的税收扶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积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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